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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张爷爷！”记者问候了两次，对面瘦高的老人似乎还没有听见。他只是微笑着，做出迎接的姿势，却仍然没有回答。

记者上前两步，靠近老人身边，提高音量又喊了一声“张爷爷”。老人这才大笑着开口：“哈哈，我都老啦！”说着，就把记者往屋子里领。

后来记者得知，老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左耳受伤，落下残疾。

老人名叫张国权，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如今已89岁高龄。1948年的夏天，17岁的张国权加入晋察冀野战军，成为一名新兵。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五次战役时，张国权跟随部队赶赴朝鲜战场，而耳疾，便是这次战火留给张国权的印记。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张国权便是司法行政系统荣获此纪念章的老兵之一。

回忆起入伍后参加的战役，张国权如数家珍：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以及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入朝作战之前，不满20岁的张国权因比同龄人个头大，被安排扛机枪，他说自己是“步兵中的机枪兵”。张国权记录下了当时的装备情况：子弹160发，手榴弹8枚，机枪8个转盘弹匣。他用手比划给记者看：左肩、右肩、腰，能绑的地方，全都绑得死死的。

“背着这些装备时，一天走一百多里地，鞋子一个月一换，换之前，早就磨坏啦。”这些细节，至今历历在目。

但相比抗美援朝，张国权说，那些还只是最轻的时候。在朝鲜，他和战友们面临的挑战是加倍的。

张国权记得，志愿军突破临津江后，占领了英国29旅的阵地。“当时敌军分不清谁在阵地上，我们就在他们的阵地挖防炮坑，休息的时候，窝在坑里，后来敌人开始大举对着山地投射炮弹。”

这样的日子里，总有人突然离开，但张国权从未想过退缩。有一次，他和几名战友正在躲避炮火，突然黄土飞溅，炮声轰鸣，张国权整个人被埋在炸烂的土坑里。过了很久，他清醒过来，发现周围似乎安静了，原来是左耳被震伤。

对老人来说，这次损伤是伴随一生的。但当记者问起是否因此心存遗憾时，他只摇摇头，继续沉浸在战火纷飞的往事中，仿佛这不算什么，他不想过多谈及个人的得失。

“抗美援朝的时候，您20出头，还是新兵，上这么大的战场，没害怕过吗？”记者问。

“哪里去想怕不怕啊！新兵不是看年龄，跟敌人实操实练地打一仗，就成了老兵。”在张国权看来，从踏上战场的那一刻，他就是老兵。老兵，要么为国战死，要么向死而生。

入朝作战的初期，军队缺粮，战士经常吃不饱，但行军打仗又耗费力气，士兵们只好拄着木棍往前挪步。

“身体一天天垮下来，每个人手里拄一个拐杖，真是苦啊！”回想当时的日子，张国权连说了几次“苦”。讲一次，便停下来，双手上下抚搓脸庞，似乎这些苦，怎么也道不尽。

“那您后不后悔参军？”记者提高声量问。

“从来没有后悔过！”他坚定地否定。“战场上就上了。日子长，苦也苦惯了。”

军队里每个月发4毛、6毛的生活费，用来给士兵们添衣添物，但张国权把钱给战友，自己一分不留。他知道有些人喜欢买旱烟抽，那是战友在紧张日子里的简单消遣。

“钱为什么不自己攒着呢？”记者问。

“攒着做什么？天天打仗去了，不想钱的事儿。”在他看来，“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这钱我留着也没处花。”

从炮火中活过来的经历，让老人对现在的生活倍加珍惜。

张国权的老伴去世不久，房间的陈设和老伴在的时候一样。张国权大概不爱拾掇，老伴走了，他也不清楚一些物件存放在什么地方，但有一样东西，他保管得很好：抗美援朝纪念章。

纪念章被老人用一块金黄的布料包裹着，他小心翼翼地在床上展开，其中一块印刻着1952年的字样，那是抗美援朝军功章，记载着那段不朽的岁月。还有一块是1953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纪念章，它的背面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上书“和平万岁”四个字。两块章只有钱币大小，却又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老人笑着说，“就是一块铜片子”，但是他放下又拿起来，用手抚摸几块“铜片子”，像是在回首那一次次在战场上拼杀的日子。

从朝鲜回国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张国权都以“军人”的角色坚守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守护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宁。直至1981年，张国权调入司法部，先后在办公厅行政处、基建办和信访处任职，1991年7月正式离职休养。回忆起在司法部的十年，张国权感慨，肯定不如在战场上那么艰苦，但是也时时面临工作上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只要一身正气，把职责履行好，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压倒的。”

几十年来，张国权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听老人的儿子讲，父亲喜欢钻研国内政策消息和国际新闻。中国和谁的关系紧张，美国政客又在发表什么言论，国际形势如何，军事戒备什么级别......这都是他关心的话题。而每晚八点半的《海峡两岸》，则是老人必看的电视节目。

“老爷子至今还牵挂着海峡对岸的同胞呢，盼着祖国早日统一。”老人的儿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