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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欢庆战斗胜利。
参考消息网9月21日报道 (文/肖裕声)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毋庸置疑,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立国之战,无论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场带有国际性的正义战胜邪恶、主权战胜霸权、民族独立战胜干涉主义的大规模现代化局部战争,对亚太战略格局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战争硝烟渐已远去,战争影响仍在持续,回顾和思考这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对认清并应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国威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是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美军作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凛然。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艰难取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他们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仆后继。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血战到底。在反击敌人的“空中绞杀”中,他们冒着密集的轰炸和严密的封锁,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他们搏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使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美国人沃尔特·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中这样评述:“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坚强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各族人民坚信,跟着党走就有希望,听党指挥就能胜利。
“没有任何部队能击退中国人”
这一仗击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结束了西方殖民者依靠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它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对于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认为中国出兵援朝“不足为患”,断言其侵朝战争“是赢定了”,并且“能够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采取陆海空军协同的联合作战、特种混合支队的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战况惨烈。但结果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消灭了109万余“联合国军”,美军损失830亿美元和7300万吨物资,而且从鸭绿江边被赶回到三八线以南,遭遇空前的惨重失败。
这场战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这一仗,美军碰得头破血流,遭遇惨重失败,美国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动。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在谈到侵朝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
朝鲜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世界发出雄壮的声音:“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这样评价:“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这对中国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这是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反侵略作战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宣传,大讲特讲。
铸就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这一仗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之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如此巨大的牺牲、如此重大的胜利,得益于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汇聚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抗美援朝精神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战到底的气概,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化”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
没有这场立国之战,就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和强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华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凝聚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志愿军的凯旋归国而结束,它像中国革命的其他精神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不仅在对外战争中,而且在国内实践中影响、渗透、凝聚和创造出许多新的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这一仗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锻造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这场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和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我军先后参战的部队有步兵27个军又1个师,直接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为25个军又1个师;地面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0余个团和60个独立营;装甲兵坦克3个师;空军歼击机航空兵10个师又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3个大队……先后经受锻炼的志愿军部队多达290万人。毛泽东称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训练和保卫国防作战及援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装备高度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指导路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泽东强调,志愿军作战,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扬我之长、补我之短,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对付强敌的进攻,充分利用出兵的突然性,发挥我之夜战、近战和运动战的擅长,并配以部分的游击战和阵地战,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当战争转入相持局面时,我适时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创造了许多有效战法,如坑道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进攻战、阵前潜伏作战,以及“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适时组织部队轮番作战,以休整部队,充分发挥我军兵力雄厚的优势,等等。
志愿军将士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技术水平,催生了我军由单一兵种作战过渡到现代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术、新战法。同时,还在战争中培养出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促进了我国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技术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使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